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东亚各国在近几十年来大量积累国际储备，因此其国际储备/GDP的比率也在不断提高。对此现象可能的解释包括：为了应对生产遭遇突然冲击停止所产生的成本的自我预防动机;有的国家财政费用是非弹性的，因此它们持有储备作为预防性的财政需求;主权风险;一国征税的能力经常会发生变化或非常有限以及一种现代的重商主义倾向。实证研究表明在1997-1998年的东亚金融危机使得很多国家大量增加其外汇储备量。这表明对储备的预防性需求和自我保险动机应该是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在发展中国家金融一体化的进程中，这些国家一直在不断增加它们的国际储备持有量。
国际储备是指一国中央银行所控制的流动性外部资产。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为：尽管各国的汇率制度更加灵活，但国际储备/GDP的比率却显著提高。Flood和Marion(2002)提出各国储备持有量的趋势是增加的;在1999年末，全球国际储备占GDP的比重为6%，这是1960年水平的3.5倍，而且也比1990年的水平高50%。实际上，这种储备/GDP比率的提高主要来自于发展中国家，尤其集中于东亚地区。
这种发展引起经济学家和金融观察家的激烈讨论。较早的文献主要集中于将国际储备用于作为缓冲资本存量，使其成为可调节的钉住汇率制度或管理浮动汇率制度的一部分。因此，最优的储备量应该是能使当一个国家没有储备时所需要承担的宏观调整成本与持有储备时应当程度的机会成本达到均衡的某个水平。(参加Frenkel和Jovanovic，1981)。根据推导出的缓冲资本存量模型，一国的平均储备量应当与调整成本、持有储备的机会成本以及汇率制度灵活性负相关;与GDP水平以及由国际贸易的波动性所带来的储备量波动性正相关。总体来说，20世纪80年代的相关研究文献都证实了这些预测结果;具体可以参见Frenkel(1983)、Edwards(1983)以及Flood和Marion(2002)的文章。
尽管缓冲存量模型非常有用，但是该模型却无法有力解释近年来各国储备量剧增现象的成因——近年来各国汇率所具有的灵活性增强的现象应该是使储备总量减少，而这与我们所观察到的情况正好是相反的。一些观察者还指出发展中国家经常以比持有储备水平所获收益率还要高的利率水平去向外借债以保持其储备量总量维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平之上。
比较近的一些文献为这种奇怪的现象提供了一些解释，这些研究将讨论的重点放在所观察到的发展中国家金融一体化程度的深入使它们面临更具波动性的短期资本流入风险(被称为“热钱”)，这些国家面临频繁的生产突然停止和资金撤出冲击(参加Calvo，1998，Edwards，2004)。根据80和90年代的情况，Aizenman和Marion(2004)指出1997-98年金融危机中所出现的资本流撤出情况的规模和速度使大部分观察家感到吃惊。大部分学者认为东亚国家所面临的“热钱”危险要小于拉美发展中国家。这是因为，东亚各国的国际贸易开放度更高，财政政策更为稳健，经济增长表现更为强劲。但对97-98年金融危机的回顾可以看出，这场危机揭示出东亚国家所隐藏的金融体系脆弱性，这使得这些国家的市场纷纷对影响各国的突发冲击事件发生的概率进行重新评估。
上述现象说明这些国家持有国际储备的动机可以被视为预防性调整目的，反映了它们为了防止在未来面临突然冲击从而进行自我保护的需要。在这些发展中国家中，它们持有国际储备的预防性动机是为了稳定国家的财政支出。(参见Aizenman和Marion，2004)特别地，如果一个国家具有产出具有较强波动性、对财政费用的需求无弹性、较高的征税成本以及具有主权风险等特征，它可能就希望提高其国际储备存量以及外部债务。外部债务允许这些国家能够在产出发生波动时平滑消费。而不受债权人所控制的国际储备可以允许该国在面临当由不利的冲击所引致的外债违约时利用储备来平衡消费。政治不稳定相当于对储备的有效收益率征收了部分税赋，因此将会减少所需要的`当期储备持有量。Aizenman和Marion(2004)对该理论的实证检验结果证实该假说和实际情况是相一致的。另外一种关于储备的自我保险和预防性动机的解释是由更早的Ben-Bassat和Gottlieb(1992)所提出的，他们将国际储备视作产出稳定器(参见Aizenman和Lee，2005，参见Lee，2004使用期权定价利率来研究国际储备的保险性功能的论文)。因此国际储备能够降低由产出受到突然冲击从而使产出总量减少情况发生的概率(参见Kaminsky和Reinhart，1999)。
与这种将储备量剧增归结于金融一体化过程的深入的观点相对应的另一种著名的观点即为现代重商主义倾向：这种观点认为外汇储备量的不断增加是由一些国家对本国出口竞争力的关注所导致的。这种解释是由Dooley，Folkerts-Landau和Garber(2003)所提出的，其中的代表性国家就是中国。这些学者认为中国外汇储备量的不断增加是其所采取的促进出口政策所衍生的“副产品”，这是因为中国需要通过促进出口来创造更好的就业机会，因此可以在一些传统部门——主要是农业部门吸收剩余的劳动力。尽管这种解释引起很多学者的关注，但是对此说法还是存在不少争论。有的学者指出较高的出口增长率并非是最近几年才出现的新现象——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东亚就已经出现了这种趋势。然而，外汇储备量的显著增加却主要发生在1997年之后。该问题不仅仅具有学术重要性：预防性的方法能够直接将储备积累同突然冲击造成产出停止、资本外逃和波动性这些风险因素联系起来，而重商主义的方法却只将该现象视作工业政策所产生的结果，而这种政策将对其他的贸易伙伴带来严重的负面外部性。
Aizenman和Lee(2005)对发展中国家中预防性和重商主义动机对于外汇储备增加的重要性进行了实证检验。虽然实证检验的结果显示代表重商主义动机(如滞后出口增长率以及相对于购买力平价水平的偏差)的各变量系数是统计显著的，但它们对于储备量的经济重要性却接近于0，同其他变量相比较而言绝对影响非常校总体而言，实证检验的结果证实外汇储备剧增的原因主要是来自于预防性需求。金融危机的影响主要集中于一定的地域内，这些受金融危机影响的国家的外汇储备在危机之后确实发生剧增，但是在其他地区却并没有体现出该特征。此外，研究同样证实，更加自由化的资本账户制度会提高外汇储备量，这与预防性观点是吻合的。然而，这些观点并不意味着这些国家的储备量是最优或有效率的。对于储备量效率性的判断需要更加具体的模型和更多信息，包括估计出突然的产出冲击出现的概率和所带来的成本以及储备量的机会成本。综上可知，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更大的突然冲击所出现的危险性，“热钱”的撤出以及对外开发程度的增强还不能完全解释所观察到的发展中国家储备/GDP比率不断提高的现象。